摘要：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做好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事情：一是从物质基础保障的维度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消弭或缓解了来自经济领域可能扰乱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二是从社会主体最核心的利益诉求维度看，中国实现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增强了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三是从国家应对方略的维度看，中国持续消除了一系列直接妨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为了在更长时期内持续保持社会稳定，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破立并举”与“先立后破”的改革方式；将改善人民切身利益与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保持与改革、发展向度一致的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基本生活；社会矛盾纠纷；改革发展稳定

作者简介：吴忠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3期，参考文献从略。

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并面临诸多社会风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虽然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但只要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国家仍可实现“正常”或“常态化”的运行与发展。对于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物质生产基础必然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及人们的观念也会随之显著转型。在此背景下，该国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势必日益突出。如果无法有效应对和化解这些不断增多的矛盾与风险，任由其发展至不可控的程度，那么现代化进程将难免出现延误、变形，甚至中断。

中国如今固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世界上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第二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情形之复杂，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其一，中国面临“两个转型”的艰巨任务。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除了要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这一艰巨任务之外，还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艰巨任务。而且，这两项艰巨任务必须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两个转型将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广泛影响，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其二，中国面临更加明显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受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人们观念上的分歧、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区域发展的落差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都将给中国带来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否则将危及社会稳定。其三，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2]经济体量巨大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的构成要素以及结构极为复杂，其中任何一个构成要素或环节一旦失控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其四，中国面临着霸权国家的重点打压。从国际环境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不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积极推动者。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现代化的必然历史趋势，但美国为了一己私利，开始逆历史潮流、推动逆全球化，对不利于其霸权的国家几乎都进行了打压。尤其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更是动用了其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如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手段，进行极限施压、打击。这种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内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显而易见，比之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最为繁多、最为复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如此之多且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中国进行了有效应对和化解，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在如此动荡的全球政治和外交环境下，中国得以保持国内政治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显得尤其引人注目。”^[5]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历史的维度看，这是一个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6]。有一组数据能够明白无误地说明这一点。“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十四五’期间，全国刑事案件总体呈下降趋势，向好态势持续巩固，2024年立案数同比下降25.7%。”^[7]美国知名民调公司盖洛普发布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14.5万名成年居民的调查样本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居民的安全感位列全世界第三位，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名列全世界第四位，不但远超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且远超多个西方国家^[8]。

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从物质基础保障的维度看，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消弭或缓解了来自经济领域可能扰乱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二是从社会主体最核心的利益诉求维度看，中国实现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向心力，增强了人民对未来的信心；三是从国家应对方略的维度看，中国持续消除了一系列直接妨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凡此种种，使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得以形成。

一、经济的持续发展为社会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毋庸置疑，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正常运行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物质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恩格斯也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0]。没有经济这样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社会其他方面的生存和发展便无从谈起。经济现代化是其他各个领域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从社会稳定的维度看，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不仅能够为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奠定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且还有利于直接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源自经济领域的有害社会稳定的因素，如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失业率，从而直接促进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在比较繁荣的时期，政海中简直看不出有什么波纹，但只要让这种繁荣由一个灾难时期所接替，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像大海怒涛那样猛烈地翻腾起伏，使政治机构的安宁受到威胁。”^[11]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表明，经济发展一旦出现大幅滑坡或停滞，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大概率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严重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尤其是原本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尚属于“正常”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等问题很可能会加剧，并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一种相互叠加且日益加重的社会负面效应，直接损害社会稳定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按照正确的发展方向，以合理的路径全力以赴地推动经济现代化建设，促成经济形成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其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明确地将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时代的中心任务和基本国策，并将这一奋斗目标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始终没有动摇。这种做法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没有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想境地。其二，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石的现代大工业。中国将制造业视为整个国家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石，大力推进制造业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12]中国完整而强大的制造业，使得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式现代化都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有效地防止了“脱实向虚”“制造业空心化”等去工业化的危险倾向。其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经济是一种强调效率的经济，而要强调效率就离不开市场经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明确无误地说明，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标准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激活了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不仅表现在每一个企业只有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压低生产成本，为用户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强自身竞争力，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也表现在每一个劳动者必须勤奋工作，通过初次分配领域中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才能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改善自身利益状况。其四，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升级换代。中国十分重视现代生产力的升级换代，逐渐确立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样一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将现代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融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极为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有效地促进了现代生产力的不断升级换代。2000年，中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法，2021年不变价美元）为7114美元，2024年则剧增至42071美元^[14]。其五，积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之必需。中国积极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15]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的生成，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压力能够倒逼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为中国提供各种生产资源互换的空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巨大的台阶。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2000年为39273.3亿元人民币，2024年则剧增至438233.9亿元人民币^[1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使得中国避免了大量有害于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基石的现代大工业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代生产能力的不断升级换代使得中国经济得以持续推进，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切，促成了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局面的形成。

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能够提供用于改善民生以及应对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大量财政投入，以此确保社会长期稳定。可以说，中国的社会长期稳定局面就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舍此，中国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是无法出现的。不仅如此，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还能够有效地缓解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个长期存在的、直接有害于社会稳定的问题，特别是能够有效地防止由于这两个问题的失控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负面效应。

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是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必然要面临的社会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只要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旦这两个问题趋于严重，则会从整体上影响到社会的长期稳定局面，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直接导火索。

具体到中国来看，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状况是影响社会长期稳定局面能否得以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首先，日益凸显的就业问题。一是来自城市化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城镇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大，1978年为17245万人，2024年剧增至94350万人^[17]。2024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已达67%。二是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压力。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原有的国有企业纷纷关闭，数以千万计的原来属于国企的职工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十分长久。三是来自大量高校毕业生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近年来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每年高达一千多万人。这些都给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使得失业问题逐渐凸显。2000年中国的失业率为3.1%，2010年为4.1%，2015年为4.1%，2020年为5.2%，2024年为5.1%^[18]。比之其他国家，中国近年来的失业问题尽管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中等”或“中等偏上”的程度。其次，日益凸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自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大致呈现出一种逐年攀升的情形：1978年为100%，1980年为109.5%，1985年为131.1%，1990年为216.4%，1995年迅速上升为396.9%，2000年为434.0%，2005年为464.0%，2010年为536.1%，2015年为615.2%，2020年为686.5%，2024年为709.4%^[19]。客观上讲，比之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就其程度而言，总体上属于“中等”或“中等偏上”的程度，个别时段也曾达到“严重”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对冲、缓解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使之始终处在一种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没有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

第一，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些原有产业如第一产业的规模在不断萎缩，这就使得以此为职业的大量劳动力失去了原来的就业岗位。但在同时，其他一些产业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却在迅速发展壮大，这就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1978年第二产业中的就业人数占比为17.3%，到2024年则上升至29.0%；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更是从1978年的12.2%剧增至2024年的48.8%^[20]。再者，一些原来没有的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同样也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不少就业机会。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量新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它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数量的就业机会。截至2024年9月底，“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18086.48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3.93%，10余年间增长超4倍。其中，民营企业5554.23万户，同比增长6.02%；个体工商户12532.25万户，同比增长3.03%”^[21]。显而易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容量最大的领域。

第二，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有效地减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此，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虽然日益凸显，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使得民众的收入实现了快速、持续、大幅度增长。1979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8.0%^[22]。这一增速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的幅度。民众收入持续而且是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并使得民众对未来能够持续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其二，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使得中国基本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货币供应量投放之间的相互适应和匹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于任何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其货币供应量必然会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旦停滞，那么大量的货币供应量就会流入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从而会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进而又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则不然。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流入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不易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而有效减轻乃至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严重通货膨胀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中国能够有效缓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冲通货膨胀问题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同一时期的表现。以俄罗斯为例。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停顿状态，同时又必须通过提供巨大货币供应量来维系国家运行。这些巨大的货币供应量无法进入生产领域，只能进入流通领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从1992年起，俄罗斯“连续四年通货膨胀率（这里指消费价格总指数）居高不下，超过三位数：1992年高达2505.8%；1993年虽然开始逐年下降，但仍然居于高幅度水准，1993年、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44.2%、214.8%和131.4%”^[23]。这种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不仅严重恶化了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而且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状况。可以说，当时的俄罗斯之所以陷入社会动荡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该国经济的停滞以及由此引发的极端恶性通货膨胀现象。

二、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增强了社会认同感

人民是决定社会稳定与否的主体力量。民心安则天下安，反之则反。而实现民心安的一个必需条件就是人民基本生活得以持续改善。

人民最关注的，就是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基本生活的改善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5]正因为如此，不断满足人民对基本生活改善的需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6]。

人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社会稳定，社会长期稳定是其基本生活得以改善的必不可少的保障；同时，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也是形成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必要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27]人民的基本生活一旦得到持续改善，人民就会对社会产生一种积极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就会成为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持续改善，对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性的社会支撑力量。

（一）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提升了人民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

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普遍而持续的提高，其提高的幅度举世罕见。1978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元人民币剧增至41314元人民币^[28]。中国民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基本生活水平的历史性变化，使得中国民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较高。2017年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在“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的回答中，有12.5%的人表示“非常满意”，有72.7%的人表示“比较满意”，有13.9%的人表示“不太满意”、只有0.9%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29]。另一项大型调查则显示，在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不论在哪一年度，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报告了较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30]。

需要看到的是，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日常生活对于人民来说至关重要。基本生活水平普遍而持续的提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较为普遍的满意感和幸福感，使得中国人民希冀维护好社会长期稳定，因为这是美好生活的前提性条件。总体上看，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从源头上看就会相应减少，从强度上看则会相应减弱。这些无疑能够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

（二）民生的大幅度改善以及民众自由发展空间的扩大提升了人民的社会公正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诉求”^[31]。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各个群体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以及社会经济中各种不平衡变量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对社会稳定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又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既注重让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又注重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充分激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人民的社会公正感由此得到了较大提升。

第一，基于共享的基本价值取向，大力推进民生的改善。自2004年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共享问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大幅度增加基本民生上的公共投入。公共投入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2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共享理念的深化，中国历史性地大幅度增加了在基本民生上的公共投入，直接推动了基本民生的大幅度改善。以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为例，2012年在教育上的支出为21242.10亿元人民币，2024年为42075.21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98.2%；2012年在卫生健康上的支出为7245.11亿元人民币，2024年为20348.20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181%；2012年在社会保障和就业上的支出为12585.52亿元人民币，2024年为42136.63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235%^[32]。其二，改善民生的种类大幅度增多。20多年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建立起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免除了全国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初步建立起学前教育体系；建立起“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制度；建立起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留守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建立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等等。其三，改善民生的标准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连创新高。比如，自2005年到2026年连续22年上调企事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杰出成就。脱贫属于民生问题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中国从根本上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3]。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34]。这一成就在许多国家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第二，基于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空间。自由发展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保障民众自由发展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原来限制人们自由发展的障碍被逐渐破除，人们赖以生存、工作、发展的资源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中，人们的自由发展程度开始大幅度地提高。其二，社会成员的独立自主意识开始普遍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社会成员的独立意识在普遍增强，“我的生活我做主”的自主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其自身行为的决定者，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之相应的是，人们越来越将自己的利益所得以及生活的具体状况同自己努力的具体状况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不会一味地怨天尤人。其三，社会流动程度得以大幅度大面积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结束了以往社会流动基本停滞的状况，社会成员总体讲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自由流动，由此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现象。

民生的大幅度改善以及民众自由发展空间的扩大，提升了人民的社会公正感。第九次中国职工状况调查显示，“83.0%的职工认为社会总体公平”^[36]。另有调查表明，“整体而言，2019年、2020年、2022年、202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总体公平感和机会公平感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7]。

社会公正感的提升有利于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有利于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而社会各个群体利益关系的协调有利于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矛盾纠纷的减少和缓和，有利于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进而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

如果说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对于任何国家的社会长期稳定来说都极为重要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为重要，因为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看，中国民众都更为重视自身及家庭日常的基本生活问题，因此也会更加重视社会稳定。原因很简单，社会稳定是人民正常生活得以持续的必要前提，社会稳定与民众基本生活的安定之间呈正相关性。社会一旦出现大面积的不安定现象，人民正常的、可以预期的基本日常生活目标就无从谈起。况且，新中国成立之前多年的战乱以及“文革”时期的社会不安定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沉痛的历史记忆，这使得中国民众倍加珍惜现实的安定生活，更加重视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外国学者发现，“中国人期待稳定。实际上，中国人不仅仅期待稳定，甚至痴迷于稳定，这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对骚乱的一种几近偏执的恐惧”。“怎么强调中国人对稳定的关注都不会过分。”^[38]这一强大的民意基础有助于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

三、有效的社会治理消除了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

经济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民众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固然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局面赖以实现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具备了这两方面基础，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就不会产生。这是因为，现代化、市场经济以及社会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使得方方面面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在不断地生成和演化。从国家层面上看，如果对其中的一些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控制不当，那么这些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便有可能会由小变大，升级演化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并反过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基本生活形成日益复杂多样的负面影响。21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同时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却比较凸显。“2008年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达到了顶峰，为637件。”^[39]而且，虽然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烈度”被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但相应的社会治理难度却在增加。正如有学者所说，“从社会治理的成本看：我国将进入化解矛盾的高成本时代”^[40]。所以，国家对于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能否予以有效应对和化解，便成为影响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上看，中国在直接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方面做得十分成功。

（一）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构成要素纷繁复杂的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要想形成一个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拥有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国家共同体。否则，社会长期稳定以及正常的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百年历史教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中国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孙中山先生指出，“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41]。一盘散沙的情形，使得中国无法结束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以及国家四分五裂的现象，更无法形成一种整体化的巨大民族力量抗击外国列强，无法根除封建主义的统治，无法形成一种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化推动力量。而要结束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出现一个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基本理念的强有力的执政党来领导现代化建设。“从组织和整合的维度看，在后发国家中，是否拥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有所作为的以及强有力的领导群体，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推进有着明显不同的影响。”^[4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强大的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除了多种利益诉求向度不尽一致的社会力量的掣肘，抵御了国内外大量不利因素的干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社会长期稳定局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3]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使命高度契合了中国人民的所思所想，二者能够相向而行。一项大型调查显示，“95.2%的职工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信心；90.1%的职工对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有信心”^[44]。与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高度相关的社会长期稳定自然成了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期盼。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使得民众能够积极参加到共同维护社会稳定的行动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所谓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45]在一亿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是最为强大的。从纵向看，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每一个村庄、企业、社会组织；从横向上看，能够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有优势。一旦社会稳定方面出现问题，中国共产党便会动员和组织一切必要的社会力量、集中相关的各种资源，行之有效地予以应对化解，以确保社会长期稳定。例如，近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应对新冠肆虐、美国极限打压等严重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们党成功地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具有科学、有效的规划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4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科学的规划。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都制定了年度发展规划、五年发展规划甚至更为长远的规划。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对这些规划还会根据实际状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评估和调整。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这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明显特点及重要优势。这种科学、有效的规划能力能够有效地反思、纠正以往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不足之处，并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进行预判，设置必要的抵御国内外社会风险的防火墙，以防止“颠覆性失误”的出现。这能够防患于未然，确保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

（二）对于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基本情势的清醒判断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具有忧患意识，遵循现代化建设“安全第一”的底线思维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47]

随着现代化的长足发展，经济体量日益增大，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思想观念多样化，各种各样利益诉求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增大。凡此种种，使得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因素日益增多。对于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出现的必然性和系统性，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进行了深刻和系统的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48]。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具有交织性、联动性以及迅速传递扩散的特征，而且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呈现出愈益凸显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49]。再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当然也不例外。”^[50]

虽然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出现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来说都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一个国家仍然应当防止最为严重问题的出现。否则，一旦出现“颠覆性”的严重问题，该国势必会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成本，其现代化进程势必会遭受重挫，且修复期漫长。对此，中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51]。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有着清醒认识，所以中国能够据此从国家层面上制定相应的科学、有效、系统的应对措施。

（三）强大、有效的社会治理能力的形成

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日益凸显，中国越来越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适应于新时代要求的、强大的、高效的社会治理能力。

第一，形成了社会各个群体都能够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然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那么社会各个群体就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唯有如此，社会治理方能获得持续不断的推动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52]。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还将大量新出现的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纳入社会治理主体的范围中，由此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创造性。“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形成做好社会工作的强大合力。”^[53]

第二，通过多种科学、有效的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意欲形成高效能的社会治理，就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指令“单向控制”的行政命令方式以及随机性的群众运动方式，而应当采取多种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就此而言，中国十分注重这样两种有效方式：一是用好协商民主的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很多矛盾纠纷并非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所以，社会各个群体应当基于社会公正的理念，通过充分的协商和必要的利益让渡，妥善地解决相互间的矛盾纠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54]这样做有助于社会各个群体实现互惠互利、相向而行，有助于降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和强度，有助于化解或缓解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并使社会治理政策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进而容易落地见效。二是充分用好数字技术等先进工具。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是一种时代潮流。社会治理必须顺乎这种时代潮流，方能大幅度节省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55]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国家建设，与复杂事务剧增相适应的‘数目字管理’日益发达。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日益广泛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给基层治理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56]。

第三，将社会治理的重心有效地下沉到基层社会。基层社区、村庄是社会矛盾纠纷种类最多、涉及人数最多、涉及范围最为广泛的地带，所以，只有将基层社会治理做实，方能有效地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并有效防止社会矛盾纠纷的溢出和扩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57]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枫桥经验”。并且，中国在基层社区和村庄，强调党的领导，强调社会治理责任到人，重视基层社区和村庄中各种议事协商机构的建设，重视通过基层组织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营造安全、和谐的基层社区和村庄。凡此种种，无疑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

第四，针对重要的社会治安问题经常进行必要的专项治理行动。中国有时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十分有害的社会治安问题。其涉案人数或许只是极少数人，但其后果却会直接危害社会治安或直接损害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其负面影响面较大。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不予以严厉整治，任由其滋生发展、迅速蔓延，很容易造成民众的不安甚至是恐慌心理。这一类问题主要包括黑恶势力现象、诈骗现象、欺行霸市现象，等等。对于这样一些有害问题，中国有针对性地及时采取各种各样的专项治理行动予以严厉打击、整治，效果十分明显。比如，2018年初至2021年初，中国进行了历时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7万名，打掉涉黑组织是前10年总和的1.3倍。”^[58]

四、余论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了人民基本生活的持续改善，实现了对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和化解，因而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而社会稳定局面的长期维系，又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

如何才能在更长时期内持续实现社会稳定，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就此而言，需要做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59]。

改革、发展、稳定是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60]。

从改革、发展、稳定的维度看，确保在更长时期维持社会稳定应特别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注重“破立并举”和“先立后破”的改革方式。在改革上，要避免为了改革而改革的做法。就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来说，改革只是手段，发展、稳定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除旧布新，消除原有的不适应发展和稳定的因素，从而为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稳定局面的形成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和制度安排。换言之，改革应当以促进发展和稳定为导向和标准。为此，改革应当以“立新”为优先选项和目的，以“破旧”为必要的推动方式，切不可以“破旧”为优先选项和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改革议程优先顺序的安排上，应当“破立并举”和“先立后破”，而不能“先破后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是手段，立是目的。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更应突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61]。“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注重先立后破，不能未立先破。”^[62]倘若按照“先破后立”的方式进行改革，必然会造成旧的制度和秩序没有了，而新的制度和秩序却没有建立和发展起来，导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运行处于一种制度和秩序的“真空”状态中，进而使得民众无法从发展和稳定中获得益处，难以认同改革。重要的是，这种“真空”状态必然会使社会稳定难以维系，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的局面，现代化发展也势必会陷入停滞抑或扭曲的状态中。比如，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从外观上看力度很大的“休克疗法”式的改革。遗憾的是，这次改革最终走向了“只破不立”。这种改革试图将以往的制度体系予以彻底摧毁，再用一整套“全新的”制度体系予以整体化的替代。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全新的”制度体系并没有生长土壤，建设“全新的”制度体系完全不具有可行性。于是最终造成了这样一种现实情形：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旧的制度体系没有了，而新的制度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使得当时的俄罗斯陷入一种制度真空的状态中，整个国家的运行缺少了起码的社会秩序，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整个国家的社会动荡。俄罗斯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第二，将人民切身利益的改善与改革、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享，是为了改善人民切身利益、提高民众生活品质，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以及发展的预期成果理应具体体现在改革目标的设定上。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维系。从改革的维度看，虽然改革事关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因而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减损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就总体而言，改革必须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有所增进，并且对曾经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进行合理的利益补偿。只有将改革与人民切身利益的改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方能从总体上赢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为改革提供不可或缺的民众基础和一定的社会承受力。从社会稳定的维度看，将改善人民切身利益同改革有机结合，同样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这能为社会稳定提供坚实的民众支持基础，使得民众由于自身利益不断得以改善而更加认同社会稳定。同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升级换代，进而能够为社会稳定提供必不可少的制度支撑。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在制度层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三权分置”的土地经营制度使得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了更好保障。这对社会长期稳定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权分置”的土地经营制度不但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也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进而对城市的社会安全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溢出效应。有学者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儿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6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种不合理的福利现象不利于社会稳定，需要予以防范。一是整体上的福利过度现象。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准，是现代化国家必须做的事情。但是，过犹不及。一些国家脱离了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助推下，实施了过度的社会福利政策。其结果，是造成了巨大的公共财政负担，削弱了政府推动发展的能力，引发了这些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严重矛盾甚至是冲突，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64]。二是福利的不平衡推进现象。社会福利政策的本意是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存底线，用以减小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在一些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升过程中，有时却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水准出现不平衡，甚至是明显不平衡的情形。这不仅没有减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比如，有学者发现，“我国社会保障费的收缴存在双轨制，体制内交的少获得多；相反，体制外交的多获得少”^[65]。这种情形既不利于改革的正常推进，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局面的长时期维系。

第三，保持与改革、发展的向度一致的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既是改革、发展的目的，也是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从必要条件的维度看，社会稳定应当保持同改革、发展向度的一致。

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均为现代社会所必需。现代社会应是一个既有良好秩序，同时又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66]既然如此，现代意义的社会稳定，就是指不仅有良好社会秩序，还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有利于现代化因素生长、有利于推进改革、发展的社会状态。否则，就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稳定。

对于改革、发展而言，社会稳定是二者的必要保障条件。在现代化建设中，不能为了稳定而稳定，不能为了表面上的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而妨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现实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延误现代化建设的推进。除了对刑事犯罪等确实有害于社会稳定的现象进行清除外，还应当为改革的顺利推进、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必要的空间和有利的环境。为此，就现代社会的维稳方式看，应当多采取协商、利益让渡等非零和博弈的方式，这样既能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又能增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和社会向心力，进而将社会矛盾纠纷转化为倒逼改革、发展的动力。再者，就维稳的具体方式而言，其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此而言，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社会稳定的维护而言，不能单独地采取某一特定方式，如自治方式或司法方式或道德方式，而是应当将自治、法治、德治这些重要治理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67]。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地应对方方面面的社会矛盾纠纷与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