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丰富内涵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彼此契合的内在逻辑，二者统一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就理论内核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自然辩证法》的承继创新，创造性地体现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重要观点中，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本质联系、规律认识、总体目标等维度有力形塑出“人自然社会”多维一体的现代生态导向。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在对“单向度”生产方式的深刻扬弃基础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超越，致力于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积极探索。为此需要充分发挥生态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动能优势、形成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构建符合生态正义原则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使《自然辩证法》的生态智慧转化为实践效能。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自然辩证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文献来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三重论域——基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哲学思想》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第14-25页）
作者简介：刘宏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旨在系统破解超大规模人口国家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推动化解传统发展模式与生态系统间的内在张力，实现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良性互动。这一理论命题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核心要义，蕴含着生态性原则和现代化要求高度统一的整体意涵，深刻回答了人类在世界中最为基本的关系样态，为探索现代化场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式路径提供指导遵循。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从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汲取智慧。《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自然界和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把握、生态危机的根源剖析及制度变革的路径探索等内容，系统阐述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本质内核的生态哲学思想，形成了有关生态本体论认知与制度方法论批判的理论体系。展开来看，恩格斯强调“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是物质世界的本体存在，明确提出“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毫不留情的报复。为此，他通过对所处时代方位的系统考察，从资本本性和逻辑批判的高度揭示了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制度归因，主张彻底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向的生态哲学思想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生态观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一以贯之的持续推进，同时根据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得以深化拓展，两者彼此契合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广阔的创新空间。立足当下，重新挖掘《自然辩证法》这部经典著作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将其丰富内涵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生态实践相结合，有助于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解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问，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持续拓展提供现实启示。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拓新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过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论述，我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也蕴含着其深邃的生态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本质联系、“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为规律认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总体目标的理论体系，有力形塑出“人自然社会”多维一体的现代生态导向。
（一）从“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系统论述了自然界对人类社会产生发展的前提性作用，以及人类在长期分化演变过程中，通过劳动实践等方式深刻影响和塑造着自然，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自在自然”的“人化自然”。一方面，自然界是孕育人类社会的母体存在，为人类繁衍生息提供了必要生存前提和物质生活基础。从个体发育来看，人是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发育演化出来的最复杂的有机体；从生物系统进化的历史来看，人类是由古代类人猿通过数万年的劳动进化而来的。因此可以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具有本源性的基础地位，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本质联系，使得自然构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人类在被自然界所规定的同时，也在有计划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满足人类自身发展需要是我们改造自然的根本目的和动力，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的本质区别便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劳动实践的进行以及通过这种社会性的方式进行自我创造。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随着手和人脑的不断发展，工具的使用和分工的出现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自然界也愈发留下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内涵，并从生态事实与生态价值相统一的高度反映了人类生存于世界内在合一的本质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逻辑，人与自然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形塑过程中共同发展。就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意蕴而言，生态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系统，世界万物处于相互联系的整体之中，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有机链条。“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二者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实现同生共荣、和谐共进的应然本质，为准确把握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演进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引。因而，从宇宙本体和生命本原的角度进行洞悉，理解和把握万物互涵的系统整体性便成了捍卫人与自然一体性关系的应有之义。
（二）从“自然报复论”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以前，机械自然观只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一种孤立、片面、静止和对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受到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的禁锢，既无法从相互联系、运动发展、系统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更不懂得人与自然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同时人们已经愈发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这表明，“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从发生学的维度上看，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界乃是有机循环的整体范畴，任何生命都无法孤立存在，人不仅对自然界有先天依赖性，更与自然界中其他一切有机体和无机物有着密切联系，人的生命性正是在这种普遍联系的世界中孕育产生并得以体现。因此，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否则，任何有损自然的行为都将伤及人类自身。正如《自然辩证法》为我们所描绘的：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因毁林开荒而引发的荒芜景象，对阿尔卑斯山山林的砍伐使得凶猛的洪水倾泻而出，在欧洲推广马铃薯却导致瘰疬症肆虐传播……这些多米诺骨牌般效应的出现，正是自然界对人类肆意支配自然而发出的毫不留情的报复。
从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一以贯之的是对人与自然互惠共生关系的伦理反思，独具特色的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文明兴衰”理论命题的提出，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承继高扬，又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本质上是一种相向而行的内在统一。换言之，生态环境为文明的诞生与成长提供物质基础与空间载体，任何忽视自然法则的发展模式，都将使人类处于自然的对立面，导致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起均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的衰落也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联。相比之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发生断裂的原生文明，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思想、“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以及“以时禁发”的生态治理智慧。由此可见，人类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理念指导，在自然生态可承载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底线思维，从根本上与生态文明相适应，正是实现恩格斯辩证自然观当代转化所面临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人类进化发展的高阶层次上，‘生态地、生态化生存’是一种实践理性意义上，合乎文明、合乎理性、合乎价值的合宜性的生存样态与生活方式信念和选择”。如此，方能确保人类文明在地球上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家园。
（三）从“资本与自然的悖论”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日益紧张失衡的异化关系作了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秉持的“资本至上”统治逻辑，丝毫不顾及自然生态的有限性和可持续发展，故而是给自然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将现实生产所取得的直接预期影响视为主要研究对象，如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取得最大化的利益平衡是其首先考虑的事情。以至于“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长此以往，这种粗放式地攫取、掠夺自然资源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病症，使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发生异化，而且直接造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阶级的相互对立。因为“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必须从人本身的社会关系出发，实现人的和解是我们协调处理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关键前提。鉴于此，恩格斯给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破除这种资本主义“自然悖论”的方法路径，即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异化现象的私有制土壤。他认为，资本天然具有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导致人的本质无法得到真正占有，从而使人必然不断受到异己力量的压迫。“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时至今日，恩格斯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深刻揭示，仍然为我们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的发展弊端，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筑牢了哲学根基。聚焦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矛盾化解，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秉持辩证统一的生态原则，厘清了“现代化”与“生态化”双向同构的辩证关系，构建起二者和谐共生的平等状态，要求我们必须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高度，即“人”的高度上把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摒弃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被割裂，人不再表现出自然界本质的对象，而变成与自然界相割裂、对立的异己力量。自然界也不再表现为人的自然界，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一对关系，能否处理好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价值归宿与永续发展。唯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扬弃私有财产基础上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物质变换断裂”，恢复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从而在现实的彼岸性上实现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回应。随着自然界真正复归为人的对象世界，人的本质力量也得以在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中加以确证，这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样，这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如何解答历史之谜的基本观点：“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彰显《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思想的价值取向
基于对《自然辩证法》中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取向，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遵循。
（一）对“单向度”生产方式的深刻扬弃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单向度”的发展模式，这种“‘单向度’的现代化模式囿于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使其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严重失衡”，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方式的片面化和畸形化。从价值主体的维度加以审视，以资本逐利和物欲宰制为目的的“单向度”生产方式，遮蔽了人本身存在的真正意义，使人与自然沦为资本的附庸和物质主义的傀儡，无形中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种见物不见人，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维界面无疑是对现代化发展初衷的背离。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将自然环境放在和生产劳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去理解财富创造的源泉。这也为我们从生态劳动观的角度探寻究竟何种生产方式能够有效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悖论关系提供了现实指导。
纵观人类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西方现代化大多经历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先掠夺后修复的过程。当时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例如，伴随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追求利润和产出效益最大化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丝毫不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攫取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从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灾难，给人类敲响了生态警钟。这种资本逐利下的生产模式，将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作为人类生产劳动的唯一目标，使自然界变成人们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尖锐。
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鉴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引发的问题症候和环境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提出既包含对“单向度”生产方式的价值省察，也蕴含着以“大生态观”为整体性尺度的发展范式重构，为化解工业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两难冲突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其所要实现的绝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其所追求的物质财富绝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探索中既克服了以资本增殖为逻辑核心的“单向度”困境，又保留了发展生产力、利用市场机制和现代科技的合理内核，从而逐步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走出了一条生产建设与生态保护同轨并行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历史地看，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便是人类思想演进的进步史，对“单向度”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经验，为反思、总结、升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提供有益借鉴，更有利于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价值意蕴，让高质量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与生态化和谐统一的生动诠释。
（二）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自我尺度作为价值判断的衡量标准，将人类视作宇宙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这种一切以人的地位为中心，将人的利益奉为元价值般的存在，以致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理念并不是先天便有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人们经历了一个从原始蒙昧走向文明开化的漫长过程。这一时期，受生产力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人类活动不得不受制于自然状况，因此总体上对自然呈现出的是一种敬畏心理。但随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即在启蒙哲学的促发下，在自由主义制度形塑与实践基础上不断变迁，直至生态危机的凸显”。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颠倒。对此，恩格斯认为现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自然研究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类开始以一种征服者和索取者的姿态登场。20世纪愈发显现的生态裂痕使我们看到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得人类所生活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人与自然陷入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困境”。
尽管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人类不能也无法成为大自然的中心，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自然面前只能选择被动屈服，甚至无所作为。相反，人类可以成为同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动主体。随着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完全有能力摆脱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困境，从而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自己，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解困之路。正如恩格斯所说：“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作为区别于他者的本质属性，人的主体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所在。而这种人的主体性何以能有效转化为面向自然的实践自觉，并切实承担起相应的生态主体责任，无疑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否顺利推进。只有从根本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错误认知，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狭隘视野，才能形成价值创造的正向循环，构建人与自然双向赋能的价值体系。
在恩格斯看来，“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有别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旨趣，我们对生态观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辩证过程，交织着一系列发展难题。尽管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经营模式，但我们很快便意识到这种粗放式的资源利用不仅无法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成为其重要环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不仅彻底摒弃了西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理念，努力探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新路，为厚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增添了亮丽底色，而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永续发展为基本遵循，作出了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相统一的正确主体选择，从而在根本立场上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超越，指向一种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现代化道路。
（三）对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积极探索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的出现首先是对工业社会发展弊端的理性反思和积极扬弃。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进行过无情批判，诠释了生态保护与文明发展之间的潜在关联，为人类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增长的极限》中有过这样一些描述，“人类现在正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在利用许多关键的资源并生产出垃圾”，“人类给自然环境造成的负担已经在它的可持续水平之上，它无法再维持超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极限的20%以上了”。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人类正以一种非可持续的方式消耗着地球的存量资源，以征服自然换取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传统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也愈发引起人类社会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深切忧思。
相较于传统工业文明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为理论来源，针对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等特殊国情，“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一种预警性和前瞻性的原则和方法植入现代化当中，力求将市场和政府、技术和道德等多元手段引入到生态环境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之中”，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新时代以来将生态文明上升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国家战略，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正以其深刻的理论创新、价值重塑与实践突破，创造性地“将一种生态保护理论植入了现代文明的发展逻辑中，这种中国式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从理论维度塑造人类新的时代精神，拓宽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实践空间”。就文明形态的整体性变革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所代表的文明范式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文明。一方面，是在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努力寻找西方现代化进程所致文明悖论的破解之策，从而实现对传统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发展；另一方面，更是对文明路向的生态重构，始终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旨归，以期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共产主义图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持续拓展《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思想的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之一，对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发展路向，必然要将《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智慧转化为可行可感的实践效能，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一）充分发挥生态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动能优势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都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尤其是18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兴盛，“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科学技术正以其不可比拟的巨大威力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恩格斯在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具有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并没有否认科技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他认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资本家掌握这种力量后便将其变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科学技术的更新演变为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这种以满足资本家个人私利为需要的“单向度”生产方式，使得科学技术沦为加剧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催化剂”。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科技仍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生产潜质和动能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种正在实践中形成的先进质态是生产力的生态化和生态化的生产力的高度统一，它摆脱了依靠传统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将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和绿色引领融合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充分整合知识、创新、人才在生态技术研发布局等方面的活力优势，蕴含了生态技术赋能生产力形态跃升的丰富内涵。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必须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先发引领，为生态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时代的生态工作要以解决生态治理中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为出发点，在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上下工夫，充分整合高校智库、科研院所、环保机构等部门的科研力量，推动数字经济与生态技术深度融合，使科学技术在发挥工具属性的同时进一步赋予其适应自然规律的价值底色，让科学技术赋能生态保护加速推进。另一方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快发展绿色、清洁、低碳技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指向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清洁能源的研发、转化与推广，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以提升生态碳汇能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中完善生态产业集群和相关配套技术，助力我国“双碳”目标顺利实现，从而全力破除影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发展阻碍，实现生态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转化，为推动生态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保障。
（二）形成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经济增长不是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索取和掠夺，同样，生态保护也不是甘于贫困、舍弃发展，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割裂关系，而是协同共生的统一整体，要一体贯彻、全面推进，决不能顾此失彼、相互替代。自然本身便蕴含着无穷的生态财富，这种生产潜质能够创造出相当可观的物质效益。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工业时代发展背景，强调人类必须处理好同自然界的关系，人的劳动只有和自然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因而，准确理解生态生产力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地位，自觉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既是对这种“双向生态观”的科学把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面向生态文明时代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合规律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生态理性基础之上，对客观规律进行科学把握的绿色现代化，必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从合目的性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也不是从纯粹自然的立场出发，主张人类回归到依循自然的原始社会，传统意义上的生态中心主义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合理途径，当人类作出符合生态伦理取向的正确主体选择时，仍然可以找到一条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保护的纾困之路。于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念相应，构建同自然规律相符的现代化发展观，客观上需要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贯彻到我国生态现代化治理的各方面。
一方面，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我国现代化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互利共赢，首先在于是否具有正确的生态理念。中国共产党更是深知这一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很早便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形象比喻，阐明了如何化解发展效率与环境安全相互对立的“生态之问”。可以说，这一价值理念，既与《自然辩证法》中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孕育出的独特话语阐释，是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的时代宣言，为推动我国现代化生态实践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因此，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守好自然环境生态安全边界。同时，要大力开展生态理念宣传教育，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良好氛围，在不断增强公民环保意识的过程中树立文明新风尚，使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各界自觉遵循的行动准则，确保资源环境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在科学合理的生态阈值内运行。
另一方面，坚持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提升，必须有强有力的制度监管和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处理好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除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之外，也需要有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制度约束，通过建立领导干部责任制和环境审计制度等方式，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把生态治理状况作为考核问责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这种生态转向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出发，强化制度执行，把“资源公有、物权法定”作为制度保障贯彻到生态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发挥生态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效应，在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同时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三）构建符合生态正义原则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从深层次上剖析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除私有制产生的现实根源，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彻底解决生态危机。从世界历史的经纬来看，现有生态问题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地区、民族和国家间的时空界限，以何种方式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回到恩格斯所设想的“自然本位”，已经成为关乎人类未来的全球性问题。如果说恩格斯从根本归宿的制度归因上为我们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进方向，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无疑是对这种共产主义理想的当代回应。反映在生态领域，这种“共同体”思想具体体现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重要观点。为此，必须将构建符合生态正义原则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有之义，进而在“最低纲领”的维度为最终共产主义生态图景的到来创设现实可行的通达路径。
一是从共生正义方面破解生态赤字治理难题，为凝聚全球生态共识贡献中国智慧。生态问题始终是伴随人类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一件大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传统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活动所带来的生态负荷超出了自然本身的承载能力，造成人与自然发生对抗，导致人与自然原本的相互关系发生失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中国始终以人类共通的思想价值为引领，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携手构建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坚定兑现‘国家自主贡献’庄严承诺，推动世界各国落实《巴黎协定》确定的各项目标，引领全球为消除‘生态赤字’不懈努力”。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对传播“共同体”思想的关键纽带作用，以我国现代化发展所秉持的生态理念为实例，让世界各国更多民众了解生态保护对人类前途命运的重要意义，广泛凝聚国际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生态保护的社会合力，为积极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态矛盾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从分配正义层面合理调节全球生态利益关系，在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中共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看来，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所针对和评价的对象是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制度……虽然自然本身无所谓正义与否，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方式却是与正义密切相关的。”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和生态链的下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环境污染的危机转嫁等行为，都使得世界性的生态失衡问题日益加剧。化解全球性资源环境配置之间的这种矛盾张力，关键在于寻求各国间的利益公约数，努力实现全球生态公益最大化。为此，必须坚决捍卫全球生态正义观，反对零和博弈、单边主义等生态霸权行为，积极推进生态领域国际交流，在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深度开展多边环境治理合作，为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方案。
三是从补偿正义维度构建公正合理、权责对等的国际生态规则，重塑全球生态治理格局。就生态正义的内在要求而言，当我们做出有损于自然环境或物种多样性等行为后，人类不仅有责任，也有义务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补偿。同样，将这一理念所蕴含的生态内涵扩展到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上仍旧适用。中国始终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以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高标准履行国际义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可，充分彰显了我国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与崇高使命。反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欠下的环境债务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应千方百计地转嫁生态危机，而应在其承担的国际生态责任上多作表率。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要通力合作，以国际法为基础，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前提下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健全国际层面的生态安全保护机制，让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生态成果造福世界，给子孙后代和人类未来留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环境优美的美丽世界。
结 语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承继了恩格斯关于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深刻洞见，并结合当下发展的时代语境，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重要命题，从而在本体论基础、认识论意涵、方法论进路等方面实现了本质内涵的理论拓新与价值追求上的高度契合。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逻辑前提，将生态维度纳入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存在规定，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工具理性思维，从人类整体存续的高度将生态问题与文明命运内在勾连，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面向未来，赋予《自然辩证法》这部经典著作以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实际，充分汲取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提供的智慧给养，持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体系化、制度化、全球化纵深发展，为合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作出积极贡献。
